生 命 中 的 印 记
生 命 中 的 印 记
李 力
离开母校48年了，当年入校时我是一个16岁的小姑娘，如今，已是一个年过花甲，被人称为奶奶的老人。正如古人所说，时光像白驹过隙，转眼即逝。没有人能够把自己一生的事情包揽无遗，全部记忆下来，但在那些酸甜苦辣的百味人生中，终归有些印记，会永久地刻在你的生命中，它时不时地像电影那样，闪现在你的眼前，就像是昨天一样。
我从小爱唱爱跳，学龄前就参加话剧演出，上小学二年级时，就能识谱，经常参加学校和全市小学生汇演比赛。因此，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，就想报考当时的内蒙古艺术学校，却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。她认为，即便搞文艺，也要上大学。还是父亲出面做工作说：“现在是新社会，干什么工作都一样，行行出状元，苏联不是有功勋演员、人民演员吗？她将来也许成为一个中国人民演员，只要是为自己的选择而努力奋斗，都会有出息的。”母亲再没说什么。
我终于报考了内蒙古艺术学校，并如愿以偿地被录取为第一届歌剧声乐班的学生。接到通知后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，但是，天公却不作美。1959年的秋季，呼市遭遇了几十年来罕见的暴雨，洪水灌满了大街小巷，连公园湖里的小船都漂到了马路上。入学报名的时间延期了。在等待入学的日子里，我无数次幻想和猜测着自己的新学校、新生活，憧憬着美好的理想和未来。焦急等待的日子终于过去了，我怀着一颗虔诚的心，进入了当时内蒙古地区唯一一所艺术殿堂：内蒙古艺术学校。
我记得校址在尚未拆除的新城东门外。那时的东门外，十分荒凉，少有人迹。通往学校的是一条车马碾成的黄土路，路边不远处有一个水泥碉堡和一个废弃了的机场指挥塔。周围都是乱坟岗，比校园里的地面还要高出1米左右。一进大门，左侧是传达室，正面是礼堂，一进礼堂的右边是图书室，与礼堂外侧相连的两边各有一间配有把杆、大镜子和地毯的练功房。礼堂东边是两排灰色平房，是共同课教室，其后是学生的琴房，集中给钢琴专业和声乐专业学生使用，也有部分民乐学生使用。其后是一块空地，再其后两排灰色平房是学生宿舍；学校的最后一排正中间是学生食堂；校园的东北角还有一个鸡舍和猪圈。
当时教职员工和学生们的生活、工作、学习条件都很艰苦，住平房、上下铺，点煤炉子，无论是宿舍还是琴房，一律自己生火取暖。
我记得，因宿舍太冷，夜晚冻得睡不着觉，我和两铺相连的一位器乐班同学刘化琴，把两人的被子摞在一起，钻进一个被筒里睡觉。练功房里虽然生着大火炉，可是洒在地上的水很快就结成了冰，戏曲班和舞蹈班的同学穿着很薄的练功服上课。
当年，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、定量分配的，因为艺术专业的学习，比较消耗体能，因此，伙食上的定量比其它专科学校高，我们音乐科学生每月粮食定量是31斤，舞蹈和戏曲班的学生是37斤，而普通人的定量，仅仅28斤。在粗细粮的比例上，细粮（面粉）只占20%，在当时，我们的粮食标准比起普通人来，算是很高了。
所谓艰苦，是用现在的眼光衡量，觉得满足，是以历史的境况比较。当时的我们非常幸福、快乐。从1959年入学，到1962年毕业，正赶上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。那年头，人人都吃不饱肚子，每人每月供应4两油、半斤肉，学校为了给教职工、学生改善生活，养鸡、养猪、养牛羊，开荒地种蔬菜，还脱坯、烧砖、盖窑洞，解决宿舍不足，一切都自力更生。全体师生一起劳动，我们学会了摔大泥、脱土坯、烧砖。砖出窑时，大家排着队伍，两三块一摞地抛接着，传递着。在劳动中抢着干，比着干，那快乐，那自豪，是现在孩子们难以体会到的。
当时，因物资匮乏，很多东西都是赁票供应的。学校想办法从牧区给我们搞来羊毛，学生们课余时间捻毛线，织毛衣、毛袜，絮被褥，学校关心师生们的温饱，真是无微不至。在艰苦的环境下，在共同的生活和劳动中，同学之间、师生之间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我记得每天早餐，我们每人两个玉米面窝头，一桌10个人，一盆粥。女同学基本够吃了，可男同学就吃不饱。我的饭量比较小，吃一个窝头也就够了，省下的一个给谁呢？几个男同学分着，一人一口，谁也吃不饱，我就想了个办法，每天给一个人，吃饱一个人。一次下乡去武川帮农民拔麦子，每天喝莜面糊糊，里面加一些糖菜叶和少量土豆，我和同学们舍不得吃，硬是把土豆省下来给莫嘉瑯等女老师吃。
学校带领我们到工厂，到农村，到牧区，参加各种劳动，深入社会实践，体验生活，慰问演出，收集民歌。同时我们还得到了额外的回报，得到些供应外的，可以不花粮票、肉票限量的副食，最好的东西是牛、羊和猪下水，以及奶食品，再者就是土豆、胡萝卜和窝瓜，肚子要比其它学校的学生福气多了。我们和农牧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，如同乌兰牧骑一样地为他们演出，彼此间建立起了亲人般的关系。看到我们劳累了，他们会心疼我们，看到我们生病了，他们会照顾我们，有了好吃的，会毫不吝啬地拿给我们。告别时老阿妈会拉着我们的手，流下惜别的眼泪，房东大嫂会依依难舍地送我们到村头。这许许多多的感人经历，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人间真情。
说来奇怪，这么多的活动，竟然没有影响了我们的学业，所有的学科都如期完成，教学质量也令人满意。中国足彩网曾接待国际友人的参观，安排了声乐、器乐、舞蹈、戏曲、民间歌剧等专业课程供参观，我唱歌给外宾听，受到他们的欢迎。除了为工人、农民、部队、学校演出之外，我们还经常参加街头宣传演出、文艺游行，还曾经为班禅活佛演出过。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在高速度的安排下运转着，时间被科学地使用，没有丝毫浪费，正好印证了科学家爱因斯坦的“相对论”——“时间与速度成反比”，从而感觉3年的时间很长很长。
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一群刚刚毕业的热血青年教师，抱着支援边疆、献身少数民族文艺事业的决心来到内蒙古，与当地的蒙古族教师融为一体，为培养少数民族地区的文艺工作者，呕心沥血。没有金钱的诱惑，没有利益的驱动，是那样的心甘情愿。我想，那就是为了一个“爱”字，他们热爱祖国，热爱人生，热爱边疆少数民族群众，热爱蒙古族的文化艺术。
在这些教师中，有我的主课老师钟国荣、视唱练耳课老师吕宏久、音乐欣赏课老师辛沪光、钢琴副科老师莫嘉瑯……他们除了教学，还对蒙古民族音乐进行挖掘、研究，创作了不少蒙古族器乐曲和歌曲。辛沪光老师为蒙古民歌《诺恩吉雅》配了二声部；吕宏久老师也写了不少作品，收集整理了很多民歌，研究发表了不少文章，而且为了与蒙古族同学交流，下功夫学会了蒙语； 被错划为右派的钟国荣老师，同样是在教学中尽心尽力，诲人不倦，那种乐观、积极向上的精神，至今令我难忘；莫嘉瑯老师对学钢琴的学生，无论是主课学生还是副课学生，一视同仁，细心教导，严格要求。我记得因为自己没下功夫练琴，被莫老师训得涕泪双流，在她的认真教导下，我的钢琴终于过关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。
我的蒙古族老师对我的影响，真可谓留下终身烙印。培养了我对蒙古民族的深厚感情，以及对蒙古族悠久的历史、文化、艺术的挚爱，让我的心深深扎根在草原上，把自己当作了这里的一分子。
在这座艺术殿堂里，在这个民族艺术的摇篮里，我的天分、潜质被发掘，我的情商、心智被启迪。不但在我的艺术人生，并且在我的人生艺术中都受益匪浅。因此，在以后的学员生涯、文艺作者、文化干部和行政领导的各种角色上，都能得心应手，这与母校的培养教育是分不开的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母校造就了我。
现在，年过花甲的我已经退休了，使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我所学的专业，还能继续服务于社会，作为公益性的义务教学活动，把草原歌曲、蒙语歌曲传唱开来，为打造内蒙古民族文化大区，尽一点力量。我也深深地感受到被人需要、尊重、爱戴的幸福，它使我实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
母校啊！你是我人生航程上的座标，是我无悔的选择。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回忆，都刻在了我的生命中。
